我一生中有三个年份是不能忘怀的，一九六四，我被定为反动学生，一九七九，我的苦难熬到了头，命运
  开始急剧转折，另外一个就是这里要说的一九八六年，这一年的选择基本决定了余生我成为什么人。

  一九八六年，我已经完全走出苦海，与在死亡线边缘挣扎的艰难日子已经告别一段日子了，作为第一批国
  家送到美国深造回来的学者，我的前途充满光辉，我开始主管学校研究生部的计算机，直接向校长汇报，仿
  佛离副校长位置已经不远。

  另外深圳特区刚建立不久，急需人才，市组织部来北京招人，与我谈话后，非常恳切的希望我去那里。

  同时我被美国三座大学接受读博士，我81年那次去美时间太短，只拿到硕士学位。

  在这命运的三叉路口，我举棋不定，三条路的前途全然不同，校官僚，城市创建官僚或者成为美国人，三
  种命运在等着我。

  我非常困惑，不知向哪里去，与香港的挚友朱树德在电话中谈了一下，他说你能去上海一次吗？ 我说当然
  可以，他说你去找一个人，是个瞎子，就说我让你去找他的。

  我去了，他住在长风公园附近，说实话我对算命从来不信，因为是好友推举，我是抱着一试的心情去的。

  先生六十来岁，我去后果然推诿，直到我说出朋友名字才勉强答应指点，但是立约下不为例。 

  他是算骨相和八字的，先是不说话，在那里自言自语说什么，过了约十分钟，他开始说话了，再也没有停，
  令我惊奇的是他既然说出我年轻时劳改的事情：

   你二十岁左右遭过大难，一般人碰到这样的灾就完了，如果不是你的车子大，也就翻了。你与文昌菩萨同
   日生日，文昌非常高，这救了你。不过你的灾难现在已经过去了，你不是因为灾难未卜来找我的，而是好
   事难择来的，现在你找我时至少有两件好事在身，我听得目瞪口张，实在没有预料到他会这么说，我原来
   想好的一套他来引诱我和套我话的攻防战术一点也用不上。

  他又说以你的文昌你是能当大官的，不是什么地方政府官员，而是国务院中央一级的，但是你没有当上，因
  为你生不逢时，共产党的大官要求杀气，你空有才气，杀气不够。我问那么我应该怎么选择前程，他不直接
  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你的命离家愈远愈好，但是要远离冰雪。 

  离开他后我再不犹豫，选择了出国，虽然这条路更为艰难，其中艰辛我自知。如果当年不出国，在国内会我
  比现在远远有钱，绝大可能会变一个贪官，钱财滚滚，小三也会自动上门，拒绝都不行，是我的现况不可比
  的,但是却我从来没有懊悔，为什么呢？

   首先是自由，我在这里享受到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免于恐惧的自由。在国内我从一懂事就在恐惧
   之中；

   求知，我这里学到的最重要的知识不是在大学中，那都是书本上的东西，我最大的幸运我有机会在这里深
   入到白人的生活中，与他们一起工作，做邻居，做朋友，又有机会在这里与世界各地来的人接触，婚姻的
   波折更使我有机会深入地接触和了解到不同的女性，我学到了很多从书本读不到的东西，得到了自己独特
   的丰富的人生，这些经历和学问都使我感到我的人生非常值得。

   直到2000年左右，我还收到学校外事办劝我回去的电话，她告诉我学校的很多正教授在海南岛有别墅，
   我都没有动摇。